日前，2008年“兩會”正式召開，而當前通貨膨脹壓力與宏觀調控重點也成為與會代表所熱議的核心話題。但要注意的是，無論是從緊貨幣政策，還是對投資項目的直接控制，都是著眼于總需求管理的政策選擇。然而當前必須關注的是，面對國內外因素的短期沖擊，經濟增速下降趨勢可能會加快，進而引起另一層面的負面影響。對此，重視總供給管理的政策選擇，避免經濟出現"硬著陸"，是必須加以考慮的重要問題，事實上，1997年的類似情形已給我們提供了前車之鑒。

　　我們看到，進入2008年，中國經濟運行面臨更加復雜的內外局面：一方面，物價上漲壓力仍然較大，雖然抑制通貨膨脹的政策調控力度不斷加強，但由于罕見雪災的影響，去年12月并未成為預想中的物價漲幅頂點，今年1月份CPI同比增長7.1%，PPI同比增長6.1%，都再創(chuàng)新高；另一方面，由于美國次級債危機和經濟放緩的影響，全球經濟運行存在進入下行周期的可能，中國經濟將來或許會受到外部拖累，而在生產要素成本上升、企業(yè)投融資環(huán)境趨緊、技術進步不足等因素作用下，加上調控經濟過熱的政策效果逐漸顯現，以及雪災的直接和間接沖擊，最終可能導致2008年經濟"硬著陸"的風險增加。

　　通常來看，在市場經濟體系中，一個完整的經濟周期可分為四個階段：繁榮、衰退、復蘇和擴張。其中，在繁榮階段后期，向衰退階段的轉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經濟逐漸減速的過渡，這一階段的特征，是實際GDP高于潛在GDP，但是經濟增速已呈現趨勢性降低，同時通貨膨脹仍處在高位，根據各國經驗，此時經濟面臨的最大風險就是"滯漲"，即經濟停滯和通貨膨脹的雙重危害。從我國的情況來看，一方面，2007年4季度GDP增速為11.2%，低于前兩個季度的11.9%和11.5%，但依然高于GDP潛在增長率，另一方面物價上漲幅度仍呈上升趨勢，客觀上說明中國經濟正處于繁榮階段的中后期，即經濟減速階段。

　　理論和經驗告訴我們，在此階段，宏觀調控的著力點，不僅是需求管理，而且要重視供給管理。事實上，面對當前經濟環(huán)境，我們可以理解為總供求的某種失衡所造成的。其中，實際總供給高于潛在總供給所表現的"過熱"，將隨著政策對過度需求的抑制而逐漸弱化，此時，如果直接影響供給的因素，會造成總供給額外大幅下降，則經濟陷入"滯漲"的風險就會進一步加大，因此需要巧妙應對。在影響總供給的各種因素中，最主要的就是價格、技術進步和成本要素，我們可以從這幾方面對宏觀政策選擇進行分析。

　　首先，基于對物價上漲失控的擔憂，政府先后出臺了一系列價格干預政策，引起了各界的廣泛關注。近期政府采取行政性價格干預，本質上基于兩種目的，一是控制通貨膨脹的蔓延，二是避免通脹對公眾福利的損害。對于前者來說，雖然行政干預在短期內會對物價有立竿見影的影響，但從長期來看，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通貨膨脹的根源。同時，也必然會對市場基礎上的價格形成和供求機制帶來嚴重損害。對于后者，事實上與其要強力控制與民生相關的產品價格，還不如多增加民生方面的保障。因此長遠來看，應該盡可能縮短價格干預階段，或者更多以價格政策作為一種"政策姿態(tài)"，來弱化公眾通脹預期。

　　其次，雖然近年來中國生產率提高迅速，但也存在很多問題，主要表現在工業(yè)化中的技術進步不足。事實上，目前的高投資主要來源于城市化，在城市化帶來基礎設施和房地產投資迅速增長同時，更能反映工業(yè)化水平的設備工具、器具購置投資額一直處于較低水平，這也必然會影響產業(yè)升級的步伐，實際上近年來的工業(yè)增加值占GDP比重并沒有多大提高。這樣，在城市化和工業(yè)化兩大經濟增長動力中，我國便缺少了重要一環(huán)。因此，推進技術進步，增加有效供給，是促使經濟健康增長的基礎。對此，有必要適時采取各類有利于企業(yè)技術進步和生產能力提高的政策選擇，例如盡快在全國推進增值稅從生產型到消費型的改革，雖然短期對投資需求有擴張性，但能夠帶來設備更新、產業(yè)升級、有效供給增加的更多好處，總體上看利大于弊，能促使工業(yè)化再次成為經濟增長的動力源(600405行情,股吧)。

　　再次，資源、勞動力、土地這幾種成本要素的價格上漲，某種程度上導致了供給下降，并形成成本推動型的通脹壓力。對此，供給面政策的作用重點，在于穩(wěn)定資源和勞動力價格的溫和上漲，并控制土地價格過度膨脹。

　　具體來看，一則，我們知道，在長期扭曲的價格形成機制下，我國一直人為地壓低資源要素的價格。但近年來，資源定價的市場化改革開始展開，這使各種能源、資源都產生價格上漲的壓力。為了實現經濟持續(xù)健康發(fā)展，資源市場化改革必須進行，這一過程中的企業(yè)利潤下降、物價上漲都難以避免。二則，近年來勞動力價格上漲也較快，成為企業(yè)成本上升的重要因素。在人口紅利逐漸消失、勞動力長期被低估的情況下，這也是必須承受的經濟成本，但要注意的是，在勞動力市場化程度已較高的情況下，改進勞動合同法、最低工資制、工資清欠制等措施，都只能緩解勞動者利益受損的程度，不能從根本上保障職工收入穩(wěn)定增長、促進公平分配。關鍵在于改革工會職能，促進勞動者利益談判能力的提高。在市場經濟體系中，工會是勞動力價格形成中的重要參與者，也是促使工資合理化的基本要素。在勞動者處于弱勢地位的情況下，政府理應通過改革現有工會，或支持建立新工會，才能使勞資雙方在公平的游戲規(guī)則基礎上，理性探討工資增長問題，這也是多數國家處理勞資問題的制度前提。三則，土地價格上漲過快，成為經濟中嚴重的非穩(wěn)定因素，不僅提高了生產成本，而且造成需求泡沫。對此，只有改革現有"土地財政"模式，弱化地方政府賣地沖動，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作者為中國社科院金融所貨幣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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